新闻事件：

1978年12月，深圳轻工艺进出口支公司等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办厂协议，这是外商在内地签订的首份办厂协议书，标志着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它令很多农民义无反顾地奔向特区、奔向城市，形成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在这样特殊的背景和特定的时刻下，深圳孕育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第一代打工妹

当时收入

比大学毕业生还高

“……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当某天你突然听到电视剧《外来妹》的这首主题曲，你一定不能拒绝地想起那个深圳打工妹如潮的年代。

一直关注外来妹生存状态的深圳某杂志总编董女士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到深圳，在‘三来一补’企业流下汗水的年轻女工，堪称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她们对深圳初期经济建设奉献很多。”那时，她来深住在公婆家，邻居有一个玩具厂打工妹，每天帮外商加工芭比娃娃，每月两百多元，比大学毕业的她收入还高。“加班费还发港币，令不少人羡慕。”

董女士说，那个时代的打工妹如今都50岁上下。留在深圳的没多少，大部分回老家嫁人、种地和做小生意去了，有的还当上了外婆、奶奶。那个年代的打工妹深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敢拿青春作赌，一到年龄就走进婚姻。对于老家人来说，南下深圳打过工的女孩，不光见识不同，还带回一笔丰厚嫁妆。也有一些留下来成为正式职工，或嫁给深圳人，或自己做生意当老板的。

活跃在“三来一补”生产线上的第一代打工妹，她们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以最珍贵的青春，参与了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她们以辛劳的汗水参与打造特区的繁荣，而为了今后的生活，她们又挥挥衣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嫁回老家的姐妹，你在他乡还好吗？”

见证人：黄莹莹

人物档案：黄莹莹，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于广东台山市，80年代初高中毕业来深，在三洋电器做来料组装流水线工人。两年约满后到海上世界工艺品商场当售货员，后通过学习成为深圳早期美容师，婚后做全职太太，生有二女，现为个体皮具店老板。

黄莹莹父母是老师，八十年代初高中刚毕业就被三洋电器从台山市招工来到深圳，在蛇口做流水线工人。“我们住进宿舍的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每天7时30分打卡上班，晚上6时下班，6个人一间宿舍，当时我们的厂房和宿舍在深圳算是条件很好的。”

当时外商来件装配的是录音机，工友们有的负责焊线，有的负责装线路板。流水线的工作被黄莹莹比喻为像现在吃寿司那样，一个接一下地转下来，让人偷懒不得，去洗手间就要找工友替，速去速回。“我负责的工序算是很轻松的了，是装成整机的最后一个环节。”

那时包吃包住，工资每月120元，另扣掉水电费7元。令打工妹们最高兴的是加班。“自己决定加几个小时，我一般晚上7时加到9时，5元钱一个钟，比白天的工资还高。”

因为有外商介入管理，那时她们就有双休日了，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跑到香蜜湖和西丽湖玩。在早期打工的日子里，最令莹莹难忘的，是和60个工友包了一部车到华东五市旅游11天。“相对于现在的合资企业对打工妹，那时的福利算是好的了。”她和工友拍了很多照片，至今仍像宝贝一样珍藏着，但照片中的人，很多失去了联系，“她们有的不适应离开了，有的回家嫁人了。我们同宿舍6个女孩，走了4个，还有一个嫁到了香港，现在九龙代客泊车，我们一年会见一两次，节日通通电话，聊一下家长里短。”她牵挂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打工姐妹，她们在他乡还好吗？

黄莹莹两年合约期满后，结束了流水线的工作，后到海上世界卖工艺品。“那边的人工较高。我先生是我那时还在流水线打工时认识的，一次和工友去美发厅做头发遇到他，他是从香港聘回来的发型师，和我同龄，两人拍了8年拖才结婚，先生父母兄弟都在深圳，婚后留在这边帮家族做生意，我也做了几年美容师，后来有了孩子就当全职太太，现在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我可以脱身了，就和妯娌在后海开了家皮具店，专卖皮鞋和皮包。”

和那些从流水线离开的姐妹相比，黄莹莹是幸运的，二十多年过去，她见证了深圳的发展，自己也从第一代打工妹成为现今自食其力的个体女老板。

2 同样的30岁，儿子拥有她不敢梦想的一切

见证人：陈大姐

人物档案：陈大姐，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市，1979年来深，在华强北一家知名电子厂做收音机等电子设备来料加工。现退休，居住在华强花园，育有一子，现为一个2岁女孩的奶奶。

59岁的汕头人陈大姐1979年来深时，正好30岁，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有了“三来一补”政策后，她所在的连山华×电子厂盯住了深圳市场，她告别家人，只身来到现在的华强北，加入中国最早的一批打工妹行列。“当时条件很艰苦，钢架做的厂房，一百多人，一条生产线，几十人挤在树皮搭建的宿舍，洗澡要在饭堂排队，每天6时起来吃早餐，7点30分打卡，下午5时收工，赶货时就要加班，开始加班费一个月算下来才只有几元，但赶货嘛，大家都不会计较这些。”

电子厂前是黄泥路，一到雨季满地泥泞，泥深及膝，为解决这些问题，一到休息日姐妹们自发动手，搬石头来铺路。“那时的打工妹都挺有奉献精神的。”

直到1984年，电子厂挣到钱，在上海宾馆附近盖了楼，她们才正式有瓦遮头。

陈大姐的丈夫后来也从连山总部来深圳，小小的电子厂后来发展成了著名的电子集团，而陈大姐的整个中青年时代都献给了它。

每月工资从头一年的40元到第二年的200多元，再到退休后拿2000多元，30年就这样过去。她和丈夫至今住在改建成住宅小区的华强花园60多平方米的微利房里，每天早晚散步，到老干活动室看看报纸，跟管理处的人打打牙祭，因为前身是电子厂的宿舍，左邻右里都是旧日工友。他们的独生儿子从深圳大学毕业，现在国企任职建筑设计师，几年前在彩田路买了房子，娶了同行师妹，也成家立业了。

重提旧事，仿佛只是昨天。转眼间，陈大姐也成为一位有2岁孙女的奶奶了。回顾当年，陈大姐说，现在儿子30岁，和自己进入特区的年龄一样，但他现时拥有的东西，是身为第一代打工妹的陈大姐30岁时所不敢梦想的。

这就是历史。